深耕专业 痴心讲台育桃李

       

    新中国教育70年的发展，广大教师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一代代教师，他们的身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相同的是，他们初心如一，默默奉献、潜心育人，与共和国共成长。本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代的6位优秀教师代表，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专业成长故事。——编者

    中科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

    破解新中国重水生产难题

1943年，我从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不久后赴美留学，1947年获得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26岁的我开始担任助理教授，一边授课，一边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

1950年8月，几经辗转我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继续教学科研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美国那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选择回国，其实想法很简单，“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回国后，我应邀到唐山工学院组建化工系。高校院系调整时期，我被安排到天津大学化工系工作。1955年，国家科研事业如旭日东升，我们当时瞄准我国核工业重水分离科学难题进行攻关。那时，我国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就是重水反应堆，重水是核工业发展必需的重要战略物资。以前，我国所有重水都是进口，后来由于国际关系突变，供给中断，反应堆也面临停止运转的危险，开发自主的重水生产技术成为当时的国家重大急需。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只有大概万分之一点五。如何将其提纯到99.9%，并实现工业化生产，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当时条件很艰苦，国内对重水分离的研究还是空白，国外的研究报道极少，一切完全靠自己动手探索。我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到天津大学视察，看了我们的实验室。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始终牢记，他说：“无论如何要争一口气，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

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夜以继日地攻关，搭实验装置，提出采用多个精馏塔级联等多种新方法替代传统的精馏方式。为了解决连续性高质量生产重水问题，我们从理论研究做起，研究重水浓缩过程动态特性，从实验数据到理论模型做了无数次实验，最终取得突破，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

后来经过小试和中试，196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重水生产工业技术诞生，成功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重水，解了国家燃眉之急。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生产的重水完全实现自给，还成为重要的重水出口国。

光搞科研，没有熟悉重水生产技术的人才也不行。天津大学就承担了培养重水生产技术人才的任务，当时从相近专业抽调学生，由我专门给他们授课。没有教科书，我就自己编讲义，带着他们做实验。我们那班的学生，后来都成长为我国重水生产的技术专家。

我今年97岁了。我很高兴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赵习钧 采访整理）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

    不断寻求教育生命突破点

    “要注意启发引导，放手让学生实践，不能迷信自己的讲解，独占课堂教学时间。”我在一篇题为《把语文课上得实惠一些，朴实一些》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文章完成于1965年，当时我36岁。

关于教师专业成长，我认为教师在教育生命的成长中，要不断寻求突破点，投入教育改革之中，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

在我刚踏上教师岗位的时候，老师教学生听、单向传授式的“满堂灌”教学还非常普遍。我发现自己的课堂上存在同样问题，用一个学生的话说，“老师的课很好听，老师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自己讲不来、读不来”。

我有针对性地改变这种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做法，让学生课前有所准备，讲课中给他们更多练习的机会，特别是赶在学生之前先背、先练，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向学生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导，增强授课效果。从学生的需求出发进行练习，学生的主动性能得到调动，逐渐树立起信心。

我也是被“满堂灌”的教学方法给“灌”出来的，但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学习。这就要在教学中不断反思，改进教学方法，融入教育改革大潮中。

大家都知道，我把“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当作毕生追求。一辈子学做教师有两根支柱，勤于学习和勇于实践，两者的聚焦点就是不断反思。

当初走上讲堂，我曾面临口头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的困境。怎么办？我想到用一种“笨办法”，把上课的每句话写在纸上、背诵下来，再加以口语化。每天上班走一刻钟才到车站，这段时间我的脑子里就像过电影，考虑怎么教学生吸收、怎么让学生进入兴奋状态，教完再写教后记。这样，我力求出口成章，增强课堂感染力。

当今很多教师学历水平高，硕士很常见，博士也日渐增多。我常跟青年教师们说，学历水平不等于岗位水平，在校园里学到的是一门一门的课，是纵向的，而基础教育要求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这就需要青年教师在岗位上多锻炼，并接受继续教育，把课上得学生愿意听。

我认为，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写作，把教学实践中遇到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下来，在写作中看到工作中的利弊得失，使教学思路变得条理化，进而提炼思想。教学中没有经验也有教训，教师需要有一支灵动的笔，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把生命中最好的能量调动起来，去感染学生、改进工作，实现个人的专业成长。（本报记者 董少校 采访整理）

    山东省沂源县实验中学原校长李振华：

    自制“土教具” 教好“后进生”

1953年，当时只有17岁的我，响应“知识青年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毅然告别故乡南京，走出南京师大校园，来到沂蒙革命老区的山东省沂源县支教。当时已经停课半年多的农村学校，因为我这个“城里人”的到来，又来了38名学生，重新开学。

从踏上村小讲台的第一天起，看着学生们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村里连个会记工分的人都没有时，我的心被刺痛了。“宁可一辈子留在沂蒙山，也要让孩子们有学上！”我暗下决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沂源办学条件落后。没有教具怎么办？为上好地理课，我借回南京探亲之际，专门从商店买来篮球，取出球胆打满气，做成一个纸壳地球仪胚。经过十几道复杂的“工序”，一个神奇的“地球仪”就诞生了，让连村子都没出过的孩子们大开了眼界。

后来，我又陆续制作了算盘等28种“土教具”，还让父母从南京寄了一台收音机，和学生一起学习。国家恢复高考后，我的许多学生榜上有名。当时，临沂地区先后两次召开现场会，推广我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1982年秋，组织安排我到县城薄弱学校城关二中（后改名为沂源县实验中学）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当时只招了两个班108名学生，平均入学成绩只有28.5分，26人的数学考了零分。

“手心手背都是肉。”在我看来，转化一名后进生，与培养一名优秀生同样重要。一开学，我就住进学生宿舍，与这些被另眼相看的孩子朝夕相处。在教学中，我和老师们采取“小目标分层推进法”，激励学生通过一点点进步，一步步靠近优秀。一张张朴素的奖状，让这些经常遭受“白眼”的孩子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和尊重，化作学习的信心和动力。3年后，“一百单八将”的平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后来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我们学校转变“后进生”的经验，还配发了评论《校长是关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66年来，我个人累计捐款122万元，资助贫困学生2200余名。我已深深地扎根这沂蒙革命老区，深深地融入这美好的蒙山沂水，永远和沂蒙老区人民在一起。（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讯员 尚峰 采访整理）

    全国优秀教师李元昌：

    行走在农村语文教改前沿

“为什么当年在农村学校搞语文教学改革？其实就是为了心中的那个梦！”初中时，我读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立刻就被吸引住了。我时常想：“什么时候家乡的人能像桃花源里的人那样过上富裕安乐、友善和睦的日子呢？”

1979年，我大学毕业后自愿返回家乡任教。1985年，我在陶行知思想影响下，在一所村办中学——吉林省榆树市秀水二中进行了连续4轮长达13年的“农村语文教学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教学改革实验。

我认识到，学生素质提高了，农村社会建设才有希望。学生要学会学习，离开学校能实现自我发展。

广袤的农村社会就是一个大学校、大课堂。在课堂上学了新闻知识，我鼓励学生们到社会上搜集素材，向报社、电台投稿。学生掌握了应用文写法，我动员他们用语文知识为家乡人民服务，帮助乡亲拟合同、写书信。当地遭受自然灾害了，我领着学生去察看灾情，并以此内容写作文，增强学生忧患意识，思考将来如何建设家乡。每逢寒暑假，我们开展“家乡建设小参谋”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以小主人的眼光为家乡建设出力，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形成一种重要的能力——学以致用；教师要致力培养学生的一种精神，那就是科学探索的创造精神。农村语文教学更要大气，不仅要关注语文，也要关注其他学科。我尝试用语文为其他学科的学用结合架起桥梁，比如，学生在植物课中学到了细胞液渗透现象，我让学生结合他们的生产实践作文“化肥上多了为什么会烧苗”，学生在作文中不仅科学解释了烧苗原因，还推出合理施肥的方法。

当时，也有人说我这样教语文有点“不务正业”。我坚持认为，这是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证明，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把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培养了应用能力、科学探索精神。

就这样，为了心中的那个梦，我一直行走在农村语文教改的前沿。农村学校必须摘下升学教育的“近视镜”，换上素质教育的高倍“望远镜”，从人的生存、发展，从学生对社会作用的大视野来思考改进教学。（本报记者 赵准胜 采访整理）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

    从“三个超越”到主题教学

1967年，我出生于吉林省蛟河县黄松甸乡前河村，19岁中师毕业留校做行政工作。也许是受父亲当过教师的影响，我的内心始终有一个梦想——当一名好老师。

分配过程一波三折。直到1986年10月26日，我到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报到，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由于分配太晚，我被安排在教务处做了一年干事，随后教过语文、音乐、数学、美术、思想品德等学科。这样一干就是5年。1991年冬天，我开始正式担任班主任并教语文课，喜悦与紧迫感并存：我一定要把失去的语文教学时间抢回来，努力成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

不满足于仅仅按教学参考书组织教学，我利用一切时间努力学习，大量阅读。几年下来，我记下了2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50多万字的文摘卡片，听了校内外1000多节课，写下了10余万字的教后记。在我看来，向书本学，靠的是“勤劲儿”；向实践学，靠的是“恒劲儿”；向名师学，靠的是“赖劲儿”。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发展轨道应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一重要理念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进行改革创新的想法。

1994年到2000年，我守住一个78名学生的班级，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立足语文学科，边教学边探索。植根于小学全年级教学实践，我首次提出了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即学好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课堂，超越课堂；尊重教师，超越教师。从那时起，我开始用“语文教学要着眼于人的发展”的理念进行教学改革。

我努力引导孩子亲近母语，让国学经典和当代儿童作品两座灯塔照耀学生前行的路；努力将语文引向自然、社会、生活，带领学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参加社会团体活动，拓展生活领域和视野，启迪悟性、培养灵性、开发潜力。

我深深感受到，实现“三个超越”，就是师生超越自我能力、知识、智慧的界限，从而实现自我创造、为人生奠基的过程。

1997年，我成为吉林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1999年，我进一步提出语文教学的“三个超越”应该实现自我超越，走向新的“高地”——主题教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到革命精神的塑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我积极呼吁培养有根的中国人，努力实现语文立人的目标。

无问西东，只问初心。时至今日，我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的工作岗位上，带领教师研究探索从主题教学走向“成志教育”主题教育，探索立德树人在小学的落地，为党和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倾情奉献自己的智慧与汗水。（本报记者 余闯 采访整理）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

1987年夏，我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到了大三，我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微观世界的种种神秘现象使我对量子产生了极大兴趣，也确立了探究量子世界奥秘的奋斗目标。

1996年，我从中科大理论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后，留学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量子实验研究著名学者安东·塞林格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正是量子信息这门新兴科学开始蓬勃发展的年月。我很快了解到，这门科学可以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典技术的瓶颈，将带来极大应用价值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在努力学习、掌握量子实验技术的同时，我将目光投向了国内，迫不及待希望祖国能很快跟上这个新兴科技领域发展步伐，在信息技术领域抓住这次赶超发达国家并掌握主动权的机会。从1998年开始，我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到中科大讲学，为我国在量子信息领域发展提出建议，并带动一批研究人员进入该领域。2001年，我入选“中科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并获得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支持，在中科大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以一批年轻教师和学生为班底，朝气蓬勃。短短几年，我们就产生了一系列量子信息领域重要成果，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我们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轻人一一送出国门，分布到德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等量子信息研究顶尖国际小组加以锻炼。这些特意“放飞”国外多年的年轻人后来都纷纷回归，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创新能力强的团队。

经过10余年努力，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研究平台，取得了多项国际领先原创性成果，为我国在国际量子科技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尽了一份力量。特别是由于我国在量子通信方面的技术积累已比较充分，中科院迅速启动了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先导专项，为我国实现量子通信的国际引领占据了先机。而当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预定科学实验任务成功完成后，众多西方国家主动请求加入我国的量子卫星项目中开展合作研究。

回首以往，我们应该感谢祖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有机会尽情挥洒青春的激情和梦想，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深刻地体会到，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科技制度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我国科技事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科技工作者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本报记者 方梦宇 采访整理）

《中国教育报》2019年09月10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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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