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筚路蓝缕奠基千秋伟业 我爱你砥砺奋进铸就教育辉煌

       

    新中国成立，开辟新纪元。百废待兴时，教育铺路奠基、建章立制。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确立，教育作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一声惊雷，中国教育迎来春天。“三个面向”指引教育发展方向，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素质教育主题确立，教育普及兑现庄严承诺，教育公平迈出重要步伐，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用半个世纪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教育发展历程。

    1949

    第一次全教会召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政务院内设置了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文化部、教育部等方面的工作。郭沫若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副主任。同时，为了管理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钱俊瑞、韦悫为副部长，这三位在教育界都是有威望的行家。

教育部成立伊始，面临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当时的四亿人口中，八成是文盲。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仅为20%，人均受教育年限1.6年。人民的教育事业将怎样起步呢？

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教育部及时地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教育部分头对全国教育工作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广泛的调研。开会前夕，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专门向毛主席做了请示。

马叙伦在此次会上致开幕词，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老教育家徐特立到会讲话，钱俊瑞作总结报告。

会议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总方针，明确了改造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新教育的性质、总方针和总任务。马叙伦指出，为了实行新教育，“我们对于旧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代替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忠实地贯彻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标志着我国教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转变。次年，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

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迎来第一个建设高潮：一批新型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和工农速成中学逐步兴建起来，开办了大量的工人补习学校，开展了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加强师资培训，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急需。

（本报记者 赵秀红 整理）

    1950

    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八成人口是文盲。1950年9月，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确立工农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全社会出现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为师、有文化的都来教、没文化的都来学的感人场面。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扫除文盲2200万人。

    1952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1952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全国高校院系进行调整，新设了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1953年，随着院系调整的深入，中央对高校领导管理体制作出相应变革，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为国民经济恢复、重建和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1956

    推进新中国文字改革

1956年1月，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同年2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1958年2月，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明确汉语拼音作为指导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

    1957

    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952年，随着我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教育开始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过渡，其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1954年2月，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说，“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中提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应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1955年国务院提出: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同年9月，教育部规定:“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成员。”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全面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使教育事业适应人才需求，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逐步明确。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主义培养目标之中，形成了新中国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人们一般将这一方针与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作为统一的教育方针加以贯彻。从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根本途径，在新中国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中处于重要地位。

（本报记者 刘亦凡 整理）

    1977

    正式恢复高考

1977年8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33位科教界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出席。但几天会议下来，敏感话题几乎没有被触及。

8月6日，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谈道，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他痛心疾首。这一发言，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直沉默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査全性突然“开炮”，将问题的矛头直指当时的高校招生制度。

面对邓小平，他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查教授的发言说中了要害，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邓小平回应。

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邓小平已几次提出恢复高考的设想，并将其作为拨乱反正的一个突破口。8月8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破例在一年内第二次召开全国招生工作会议，恢复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当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这一消息如春雷激荡，迅速传遍神州大地。数百万青年拿起课本，准备迎接人生的机遇和挑战。

高考恢复不仅保障了高校生源水平和高等教育质量，使社会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更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

（本报记者 黄鹏举 整理）

    1978

    扩大派遣留学生

1978年6月，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提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由此开启了新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新篇章。

    1979

    创办中央广播电大

1978年2月，邓小平倡导并批准创办面向全国的广播电视大学。1979年2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28所省市广播电视大学同时开学。2012年6月，国家开放大学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

    1980

    《学位条例》颁布

1980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教育法律，标志着中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

    1983

    首批博士“诞生”

1983年5月，新中国培养的首批18位博士的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1983    

    提出“三个面向”

36年过去了，北京景山学校前任校长范禄燕仍忘不了那次临时通知的全校大会。

1983年9月10日，景山学校老校址南楼二层的一间会议室，时任校长贺鸿琛走上主席台，双手颤抖着将一张白纸举过头顶，用山西口音高声朗读上面的内容：“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一九八三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邓小平为什么会给景山学校题词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各行各业重获新生，开始为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教育该做些什么？“学校决定给小平同志写一封信，希望他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范禄燕没想到，信件发出仅3天后就收到了邓小平的回复。

此后，“三个面向”被全国许多学校粉刷在教学楼外墙上，也被作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原则之一，写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那么，“三个面向”究竟应该如何理解？

在范禄燕看来，“‘三个面向’的真谛是‘面向现代化’，教育必须立足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认为，“三个面向”是一个相互联系、协调统一的整体。在空间维度上，“面向世界”是“面向现代化”的拓展；在时间维度上，“面向未来”是“面向现代化”的延伸。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石中英则表示，理解“三个面向”，应有更为全局的站位。他认为，“三个面向”是在完成教育战线治理整顿任务之后，邓小平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方向，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和指导性。它的提出，不仅丰富了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教育现代化理论，而且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记者 刘亦凡 整理）

    1985    

    设立教师节

近年来，关于设立教师节的动议最初由谁提出，一些媒体做过不少追溯性讨论。无论如何，“王梓坤”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1984年12月9日，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王梓坤致电《北京晚报》记者，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并将每年的9月1日定为全国教师节。翌日，该建议被刊出。

打这个电话，王梓坤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源于深思熟虑。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工作中发现，“文革”造成的轻视知识分子的不良风气得到了一定转变，但一些地方对教育、教师还是不够重视。“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教师待遇偏低”，很少人愿意从事教师职业，对教师的侮辱性言论也比较多。

面对严峻的社会大环境，王梓坤感到，“教育工作者绝不能独善其身”。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当月15日，他还邀请了钟敬文、朱智贤、陶大镛等北师大知名教授一起召开座谈会，联名正式倡议设立教师节。

仅仅相隔一个多月，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同年9月10日，北京师范大学全体师生隆重集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教师节，数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庆祝活动。

活动开始不久，站在主席台上的王梓坤见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会场里，4名大学生，一人手里举起一个大大的方块字，组合起来是“教师万岁”。

在王梓坤看来，这4个大字对教育界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一方面表达了学生对教师的尊重，另一方面更向全社会大胆呼吁形成尊重教师的风气。”

（《中国民族教育》记者 张滢 整理）

    1985    

    实施九年义务教育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小学教育的逐步普及，国家开始酝酿实施义务教育。据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回忆，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1982年，“普及小学教育”被列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5年5月，“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被明确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中。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决定（草案）》。为有效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国务院决定撤销原教育部，组建国家教委。柳斌就是那年从江西省副省长岗位上调到国家教委任副主任，分管基础教育等工作，上任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在法律制定过程中，柳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关于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问题。当时有人提出按照国家的财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求太高，财政负担不起，但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

最终，在党中央的决策下，义务教育法还是决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考虑到当时国家财政状况和教育的规模，最后决定只免收学费，不免收杂费。

在制定第一部义务教育法时，遵循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先将指导思想、经费投入、教育管理体制、课程教材、办学条件保障、教师队伍建设等最主要的原则确定下来，因此最初的义务教育法只有18条。1986年4月12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自1986年7月1日起，全国开始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本报记者 王强 整理）

    1991

    加入《儿童权利公约》

199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批准加入〈儿童权利公约〉的决定》。1992年4月，《儿童权利公约》对中国生效。这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标志着中国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

    1992

    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来，数千万名乡村教师无私奉献，为中国教育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1992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发展。

    1997

    鼓励社会力量办学

1997年7月，国务院发布《社会力量办学条例》，鼓励社会力量办学。200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修订。

    1998

    启动“985工程”

在1994年6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李岚清在讲话时指出，要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好我国的100所大学。“21”和“100”两个核心数字，使1995年底中央拨出专项资金开始实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重点建设工程被命名为“211工程”。

1998年，北京大学迎来了建校100周年。当时，原国家教委有关负责人等都曾来到北大，建议北大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大好时机下，参照中国科学院发起“知识创新工程”的经验，向中央政府提出政策诉求，争取得到中央政府对今后发展的更大支持。

经过充分准备，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学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祝建校100周年大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全部出席了大会。

当天下午，北大几位主要校领导开会建议：“应该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目前国内高校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太大，国家应该有一个特殊的支持计划。”经过商量，大家决定让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执笔。

兴奋的王义遒当天晚上就赶出了第一稿。他还通过清华大学校办，与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取得了联系，经反复推敲讨论，最后，以两校的名义联合递交到时任国家教委主任、党组书记陈至立手中，经过国家教委领导反复琢磨修改以后才确定下来。

同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召开第二次工作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报送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确定对部分高校再予以政策和经费重点支持。

为促进一流大学的创建，中央政府决定，从自1998年起的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1%的经费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至此，在“211工程”基础上，向着更高奋斗目标前进的“985工程”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王强 整理）

    1999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上世纪80年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中学一名14岁的女孩，因为没考上高中喝了农药，死前对着录音机哭着说，自己学习成绩不好，辜负了父母的培养。“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改不行了！我是管基础教育的，这些事件触发我去思考。”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国家对策小组，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柳斌任组长。

为了矫正应试教育的弊端，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开始见诸报端。湖南汨罗、山东烟台等地开始了素质教育探索，形成了20世纪中国教育观念大改革的第一次高潮。

1999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即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会议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出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动员令。

《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随后，素质教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重新修订，素质教育终于上升为国家意志。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实施素质教育被提升到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高度。

（本报记者 焦以璇 整理）

    2003    

    实行“两免一补”政策

进入21世纪，农村教育以农民办学为主转变为以各级政府办学为主，财政拨款占教育经费总投入的比例逐年提高，财政拨款的主渠道作用愈发明显。

以河北为例，河北省教育厅财务处原处长王红卫讲述，2000年河北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2.47亿元，2003年达到66.67亿元，2008年达到了185.63亿元。

其中2003年是关键的一年。这年9月，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务院第二十次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到2007年，争取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享受到“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国务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部署农村教育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在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王红卫表示，河北的这些数字变化是有温度的，代表着政府对农村教育的关怀和支持，代表着农村教育所获得的新的发展动力。

而此前，乡村学校办学很困难，很多校长为办公经费发愁。

河北省平山县寨北乡中学原校长王祝军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学校连课桌椅都是学生自备的，书本资料费、住宿费、取暖费、信息技术教育费等等，全得家长自掏腰包。

《决定》明确提出“落实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加大投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

经费不再是王祝军们挠头的问题，寨北乡中学盖起了新楼，修缮了旧校舍，学校没掏一分钱。

河北农村教育的变化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正是在《决定》的指引下，长期困扰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责任不明确、总体保障水平偏低、农民教育负担较重等突出问题被解决，为促进农村义务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王强 整理）

    2004

    设立孔子学院

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8年12月，中国已在15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现有各类学员210万人，中外专兼职教师4.6万人。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桥梁。

    2011

    实施教育改革发展系列重大工程

2011年，为改善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营养健康状况，根据国务院决策部署，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15个部门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我们当时提出的方案比较保守，即先选择部分贫困县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扩大实施范围。但国务院领导将这件事看得很重，决心很大，强调立即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最后确定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全程参与计划出台的教育部体卫艺司原巡视员廖文科回忆。

据统计，中央财政累计安排2458亿元资金用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17年底实现国家贫困县营养改善计划全覆盖目标，使3700多万名贫困地区学子受益。计划实施以来，学生体质明显改善。

不仅如此，从2011年11月起，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资助“三个全覆盖”、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为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奠定坚实基础。

“大班额”“大通铺”曾经是令很多贫困地区校长头痛的事情，现如今，这些情况已经大大减少。

2013年底，中央决定启动“全面改薄”工程，包括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改善学校生活设施、办好农村完小和必要的教学点、妥善解决县镇学校“大班额”问题、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等六大重点任务。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确定了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标准，作为实施“全面改薄”工作的基础。到2018年底，全国30.96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办学条件达到“20条底线”要求，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9.76%。

“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这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使我国的学生资助工作做到“三个全覆盖”，即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基本做到“应助尽助”。2007年至2018年期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教育学生9.69亿人次，全国累计资助各教育阶段金额14.45万亿元。

（本报记者 焦以璇 整理）

《中国教育报》2019年10月01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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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导报杂志社编辑部

2019/10/01